《诗经：唱了三千年的民歌》

摘录：

中国的语言和文字，基本是分开的，中国的文字并不是为了记录语言而发明的。

甲骨文首先就是一套符号，一套用来记录不在这个世界的缥缈之灵的意见的符号。商人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发明了甲骨文，而且显然没有打算让很多人了解、运用这套符号。懂得这套符号，是份本事，更是一种特权身份。

原先象征着来往两个世界的神秘动物使者的青铜器复杂纹饰，到了周人手中就愈变愈简化，愈变愈线条化，失去了和动物形象间的联结。

在周人的手中，文字由记录、保存超越世界讯息的功能，转变为记录、保存人间的现世讯息。

从宏观的人类文明角度看，中国的非表音文字系统很不方便，甚至很不合理。就是因为那么不方便、那么不合理，所以中国文字成了独一无二的特例。

表音文字最大的好处就在让文字和语言密切相连，甚至可以说让文字作为语言的衍生物，语言怎么说，文字就按照语言的声音怎么记。

表音系统中，语言是主，文字在后面跟随、追摹语言。语言变化了，文字就跟着变化。因而文字被视为语言的不完美替代品，文字是复制的，语言才是真本、真品。但是在中国的系统中，却是文字地位高于语言，语言是暂时的，方生方死、方死方生，要靠文字才能取得定性，才能抵抗时间，不再变化，也不会倾颓磨灭。

《诗经》是中国文字和声音相结合的最早例子，不过不是和说话结合，而是和歌唱结合。歌唱的语言，比日常生活说话的语言来得简单，更要来得有规律、有规则，其中有许多重复，而且有明确的声音模式。

即使周文化中产生过长篇史诗，也不会留传下来。因为他们所使用的这套文字，不方便追摹、记录长篇的声音，既不是表音的，符号又复杂难写。缺乏适当的记录工具，史诗那样的声音艺术，在中国是无从像在古希腊环境中那样保留下来的。

目前通用的“国语”，只有四声加上一点点“入声”，这是一套相对简陋的声音系统。古代汉语至少在声调上一定比现代语复杂得多。此外，古代汉语使用的声母和韵母，也和现代语有很大的差距。可以这样说，现代“国语”在声音上，恐怕是中国有史以来最简陋、最单调贫乏的一套系统。

相较于“国语”，为什么这些方言在声音上都那么丰富？因为如果不动用那么多声音，语言里会产生许多同音字，很容易造成误解，带来不便。较多的声调、声母、韵母，交错组合成众多发音，可以大大降低同音字、同音词出现的比例。

“国语”中同音字、同音词的频率其实高得惊人。言谈中，我们经常要靠上下文关系才有办法判定别人口中发出的音，代表的究竟是众多同音字词中的哪一个，也有很多时候，我们必须诉诸牵涉到文字的辅助说明，来确定音所代表的意义。

在声音组成上那么简单、简陋的“国语”，依然能够使用无碍，是因为大家都已经有了普遍的文字经验，文字统一了大家对于这些声音的认知与想象，靠着文字的存在、辅助，大幅降低了同音字会带来的误解，也就扩大了对于语言中同音字的容忍程度。

《诗经》比较能够有效反映的，是周人唱歌的情境——当时的人在什么样的场合、什么样的状况下唱歌？在歌中表现什么样的情绪与内容？什么样的事件、什么样的情感对他们来说是适合放入歌中的？

读《诗经》，不要一开始就掉进传统的泥沼里。

在成为“经”之前，这些作品先是周人传唱的“诗”“歌”。当他们唱这些“诗”“歌”时，绝对没有想到有一天，其内容会变成“经”，被赋予那么高的地位，被贴附上那么庞大的意义。《诗》被抬高成为《诗经》，而“经”的定义就是包藏古代圣贤智慧、真理之处，于是后人就一定得要在《诗经》里读出配得上古圣先贤的内容。

“经”是记录大道理的，《诗经》是“经”，所以《诗经》里一定都是大道理。如此论理是严重的时代前后错置，拿后来的定义来改写之前的作品，强迫之前的作品要包括后来规定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