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现在不开始,就永远不会开始。

《经典里的中国》(杨照)笔记(7)

《诗经:唱了三千年的民歌》


摘录:


诗、书、易、礼、乐、春秋,是当时贵族教育的核心课程。

《书》的内容,是古代史,记录了周朝建立过程中的重大事件,以及先人对于这些事件的检讨、教训。周人在自己都意外的情况下打败了他们眼中极为强大的“大邑商”——商朝,于是积极地寻找自己究竟怎么赢了的理由。这一过程及找到的解释,包括批评商人迷信鬼神、沉溺酒中的恶习,警惕“天命无常”的忧患意识等等……

《春秋》 是当代史,是国别史。这里的“国”指的是“封国”,齐、鲁、晋、宋……这些“封国”,每一个都有自己的国别史,原本形式很简单,每年分春、秋两大条目,记录上半年、下半年各发生了什么大事,所以叫做《春秋》。

《礼》是行为规范教育。是维系封建秩序所需的规矩和仪式的总和。“礼”最早可能不是以文字、经书的形式存在,而是借由实际的演练来流传的。所以在孔子的时代,还普遍有“演礼”的说法。

《易》则是当时贵族教育中的哲学教育。周人一直在思考“天”的问题。“天”最直接也最普遍的定义,就是人所无法左右、人所无法企及的超越力量。我们的生活,一部分是“人”,另外有很大一部分是“天”。偶然意外是“天”,巨大无法扭转的命运也是“天”。对于无法左右、无法控制的因素、力量,该如何理解、如何应对,是教育的重点之一。

“诗”和“乐”究竟是一还是二,至今没有定论……古代音乐没有任何具体形式的存留,声音消失了,我们能找到的只有考古出土的少数乐器,另外就是文字上对于这些声音的追摹、描述。因而,我们很难拥有足够的基础来讨论“乐”。顶多就是从“诗”与“乐”列为“王官学”的重要项目,推断当时贵族教育中对于听觉的重视。

传统中对于《诗经》 内容的来源,有一种“采诗”之说。用今天我们对于西周封建成立过程的了解,可以这样解释“采诗”的意义。周人建立新的王朝,不是件容易的事。不是说我今天打下了朝歌,商王纣死了,于是商人原本统治的区域,一股脑就改成归我统治了。首先,商朝能够控制的范围其实并不广;其次,商朝对这片有限范围的控制强度也很有限。那是一种联盟共主式的关系,而不是直接的疆域管辖。在周公、成王的时代,周朝设计了新的方式,建立了新的统治模式。

这一新的模式,就是“封建”。“封建”刚开始时,是指定一位宗亲或功臣,将一块地方和一群人民“封”给他,要他带着这些人去到“封地”,有时是征服,有时是开发,征服、开发之后,还要负责管理、经营。那就变成了他和后世子子孙孙所拥有的“封国”。宗亲或功臣获得的“封国”,很可能是一块遥远、陌生的地方,要能有效领有这块封地,刚开始要靠武力,却不可能一直靠武力、光靠武力。封建领主必须了解这里居住的是什么样的人,得要认真地探访、了解当地民情,努力试着和他们好好相处。“采诗”,搜集当地民歌,从民歌中接近人民生活,是一种合理的手段。

这或许真是《诗经》 内容的起源,其中或许也包纳了把《诗经》放入贵族教育核心的原因。并不是说《诗经》中的诗都是如此采来的,而是说因为有这样的历史情境,使得周人早早建立了重视民歌、采集民歌的习惯,并将之视为一般贵族必须具备的常识。

周人建立了民歌与民情之间的联系,相信民歌反映民情,有助于贵族掌握封国情况,所以要“采诗”。……唯一的方法,恐怕只有模仿学唱。然而模仿的过程会有误差,学习、记忆的容量也有限,还有,歌的记忆会随时间而磨蚀、失真。很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的困境,所以才将原本用在神圣性场合的文字,挪用来模拟、记录这些声音。


经过了两千多年,我们都还可以透过读《诗经》,接触到那时候的人的心思,知道他们不是高兴唱什么就唱什么,唱到哪里就算哪里,诗中的顺序层次,充分反映出了他们的感官与思考方式。

《诗经》 里的诗,留给我们的另外一个深刻印象,就是这里几乎没有单纯的“人事”。他们从来不单纯地、直接地谈论、咏唱人做了什么、人与人之间有什么互动,描述人与事之间的关系时,总是不断穿插外界的环境,尤其是大自然的现象。

《诗经》的作品中,经常出现“语词”——只有和谐声音与整齐节奏,而不带任何特定意思的字词。语词的存在,再度提醒了我们当时中文系统中,语言声音的规律和文字意义的规律,还没有完全对上。“四言诗”,每句固定四个字,代表四个声音,却并不是四个字都有意义。也就是说,很多句子其实只有三言甚至两言,要靠语词才能使其在声音上扩张成符合形式的四言。

那时候还存在着这样的暧昧空间,并不是每个文字符号都有对应的文义。那时候还能容许一些文字符号是纯声音性的,垫衬在句子中,方便制造整齐的声音效果。到了东周之后,中文里单纯声音性的字词明显减少了。“之乎者也”有声音上的衬垫效果,但这些助词的每一个字,都有其文法上的特殊功能,是文义的一部分,不会只是发挥声音上的作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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