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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伦斯……支持英国提供武器和派遣顾问，但他认为应该将大多数战斗留给利用自己传统战术的贝都因人……“如果他们数量众多的话那并不可怕，因为他们没有协同精神，没有纪律也没有相互信任。规模越小的部队表现越好。1000个贝都因人只是乌合之众，奈何不了一个连的训练有素的土耳其人，但三四个阿拉伯人依靠地形能挡住十几个土耳其人。”……这样的行动可以起到积小胜为大胜的效果。每次袭击后土耳其人都会被迫将部队集中在少数几个据点里，而把广大乡村拱手让给阿拉伯人……事实上，土耳其人仍然占据着麦地那，但这又如何呢？土耳其驻军已经深陷重围，而且围困住这支部队比把他们都送进在埃及的战俘营更划算。

……劳伦斯提出了许多至今仍被人们广泛引用的名言：“印刷机是现代军事指挥官手中最强有力的武器。”“非正规战争远不是简单的白刃拼杀。”“起义者可以2％的积极分子作为骨干力量，其他98％则是被动的同情者。”他的结论也对传统军事观念发出了直接挑战：“归根结底是自由机动，安全（也就是避免成为敌人的目标），时机，主义（将每个被压迫者转化为同情者的理念），战争胜负取决于起义者，数学因素才是最终的决定性因素，在这些面前完美的谋略和高昂的斗志都徒劳无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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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击队”一词来源于布尔人，后来就成为所有特种部队的通用称号。但并不是所有的突击队都使用游击战术，或按照今天的概念称为“非正规作战”。当时的突击队行动按照现代的军事术语其实叫作“直接行动”（direct action）从本方控制区对敌军实施短促突击。而相比之下，在游击战中，战斗人员要么没有固定的基地，要么基地在敌占区。不论何种情况，游击队在战区活动的时间要比突击队或勃兰登堡部队更长。特别行动处更类似游击队，他们会渗透进入轴心国占领区，和当地抵抗运动取得联系。

此前的“特种作战”——这个概念可以应用到任何由小部队实施的特别危险的非正规战中——行动可以追溯到特洛伊木马的古老时代。而把这个概念制度化，专门对士兵进行打了就跑的战术训练和提供相应装备，是在18世纪出现的轻步兵和游骑兵。但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大多数实施非正规作战行动的军队都是在大败之后才采用这种战术的……出现了为执行此类任务而接受专门训练和装备的特种部队。

这样的创新对于正规军的大多数普通士兵来说并不合适，因为他们并不认为这样的“精锐”部队是必不可少的。志愿接受此类任务的士兵……不是“年轻而有活力”就是“不安于现状的老兵油子”……在志愿加入特种部队的军人中，有相当多是上流社会的冒险家。

战略情报局征召了不少原华尔街职员和常春藤大学毕业生，所以被戏称为“关系户之家”（Oh So Social），而英国特种空勤团也有不少牛津和剑桥的毕业生。

……但一个事实是就算是真正的军人，不管他多么优秀，都未必是个好的游击战专家。无所顾忌的上流社会人物可能更加胜任。而在社会阶层的另一端，招募一些社会底层的鸡鸣狗盗之徒，比如擅长伪造证件或撬保险柜的人也能有用武之地……“我们需要有点伊丽莎白时代私掠船员、芝加哥黑社会成员以及边疆部落分子的气质，再加上点专业素养以及最出色的职业军人的纪律性。突击队需要的不只是那种习惯集体主义的严格遵守纪律的军人，还需要有点个性和独立精神，不管身边发生什么都能坚定不移完成任务的人。”他最后下了结论，也就是说“这种人要学会摒弃正规军中根深蒂固的‘团队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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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盖特写道:“在后方有对方不设防的肾脏、腹部、喉咙以及其他脆弱的节点。深入敌后的部队将以敌军更关键也更脆弱的地方为打击目标。”而这种行动的关键是“通过空运补充军力并用无线电指挥”，这两种手段在今天已经司空见惯，但在当时还是新奇的想法。

前钦迪特部队军官杰克·马斯特斯（Jack Masters）后来成为著名作家，他在其老长官去世16年后写下的一段话可能是最为中肯的：

“温盖特有时候是正确的，有时候是错误的。这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近代历史上性格最不同寻常的人物之一。他内心有汹涌澎湃的力量。他的性格混杂有神秘、愤怒、爱、激情和黑暗的怨恨，以及让人无法抵抗的自信和最深重的忧郁。他能让形形色色的人相信他，也可以让形形色色的人怀疑他。”

这样的评语放到大多数成功的游击战领导人身上也是比较恰当的；太和蔼可亲和平易近人的人是领导不了游击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