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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是大规模起义的葬身之地。

……游击队在攻击占领军时毫无顾忌，尽管战斗结束后附近的村落难免遭到轴心国军队的残酷报复。游击队明白德军的暴行只会把越来越多的民众推到自己这边来——从字面意义上看，这是因为德军在遭到游击队袭击之后一般都会夷平附近的村庄，迫使平民不得不寻求游击队的庇护。

铁托敏锐地意识到在进行武装斗争的同时还要开展政治工作，一名战略情报局特工记载道，铁托特别注意“对解放区各个阶层的教导工作，儿童也不例外……游击队的每个主要单位都有自己的印刷厂，用以印制共产主义宣传品……“进行共产主义宣传现在已经和作战一样成了他们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铁托和毛泽东非常相似，他们的作为更符合现代游击战的要求，而不是像米哈伊洛维奇或蒋介石那样局限于片面的军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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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中最受人尊敬的指挥官之一斯利姆元帅曾写道：“特种单位和部队……在军事上的价值无法和在他们身上投入的人力、物力和时间相匹配。”……“军队想要赢得战争不能依靠少数超级战士，而是要依靠平均水准的普通部队。”

战争结束以后，这种论调在盟军高层中被普通接受。

1945年之后人们对特种部队的态度就是这样，最初抱怀疑态度，后来慢慢勉强接受，后“9·11”时代则是狂热追捧。这样的矛盾心理其实不难解释。一战期间特种作战的使用很有限，最著名的劳伦斯其实是唯一的正面案例，而二战中特种作战行动的规模更大、情况也更复杂。它们的任务包括在敌后搜集情报或者让敌军深陷于治安行动而无法脱身，但这些袭击行动都遭受了惨重的损失而且使无辜平民遭到报复。就算是成功的行动，其影响力也不足以改变某次战役的进程。

不过，某些破坏行动确实对德国的战争机器造成了损害……但是，这样的成功案例其实很少。

敌后行动的最重要影响可能是心理方面的。特种作战为宣传机构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可以把每次行动都吹捧成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取得胜利——无论事实是怎么样的……由此，在那个黑暗的时期，西方公众的斗志得到了鼓舞，而沦陷区的民众也坚信他们是在为自己的解放者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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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结束以后，除了德国的炸弹和火箭不会再倾泻在利物浦和伦敦之外，英国人的生活并没有明显改善……一场巨大的经济灾难才刚刚开始……

法国的情况更加糟糕……

了解这两个最大的殖民帝国在1945年时是多么虚弱，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殖民地解放浪潮会席卷全球，以及为什么反抗西方的游击队和恐怖组织开始占据上风。

……这些帝国是被从内部打败的。民族主义起义确实起到了终结帝国主义时代的作用，但很难说它们是决定性的。

就算英国和法国在二战结束以后决心保住自己的殖民地，它们也是有心无力的。这两个国家都基本上破产了，也无法承受长时间反游击战的代价。特别是还要面对崛起的超级大国在世界各个角落挖它们的墙脚。

种族优越理论曾是支撑白人对亚洲和非洲国家进行统治的基础，但现在它已经遭到了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的不同方式的破坏。

拜欧洲理念的传播所赐，民族主义在后来被称为“第三世界”的国家中已经潜移默化地传播了几十年。殖民地民众一度因为恐惧独立带来的后果，只能把这个念头埋在心底，但1942年新加坡的陷落，8.5万名英军向兵力只有他们的1/3的日军投降，彻底打破了欧洲人不可战胜的神话。到战争结束时，殖民地的精英阶层已经不想再接受欧洲统治了——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欧洲人也不再愿意用武力继续维系殖民统治。

英国只争取保留少数诸如塞浦路斯和亚丁这样的被视为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基地——或者像在马来亚和肯尼亚那样的地方，避免共产主义者或其他激进分子夺权。当英国人选择战斗时，他们的表现通常是熟练且成功的；他们在反游击战中的记录要比同一时期的法国更好……英国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谨慎地选择投入力量的地点，并且绝不在民族自决的曙光来临之际为了维系不得人心的统治而陷入无望的战争。

法国人则表现得更为好战，这可能是对他们在二战前表现得过于软弱的弥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