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封建秩序的黄昏》
摘录：
文姜回到了鲁国， 和儿子庄公部分修好了关系， 用她对齐国的特殊影响力， 争取到了齐国承认鲁国在联军行动中的主导地位……所以《春秋》 和《左传》 委婉地指出， 原本造成齐鲁关系紧张的因素， 现在被鲁庄公运用来当作对齐外交的筹码了。
这段叙述的重心， 是费， 不只要告诉我们齐襄公被杀了， 还要记录费的特殊行为。 尽管受到齐襄公无理的责罚， 他仍然舍命效忠， 而且有勇有谋， 差点就成功骗过贼， 让齐襄公可以脱难。 不只是费， 还有石之纷如和孟阳， 大乱骤至， 他们也都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舍命保护主公， 他们地位极低， 但他们的行为高贵， 代表封建道德价值立场的《左传》 特别要让他们的事迹传留下来。
回头看， 《春秋》 经文怎么写的？ 重抄一次：
冬十有一月癸末， 齐无知弑其君、 诸儿。 刚刚没有解释什么是“诸儿”， 诸儿不是齐襄公的儿子， 是他身边这些地位卑下的侍从。 他们不重要， 所以叫做诸儿。 既然不重要， 那《春秋》 为什么要附笔写“弒其君、 诸儿”， 光写“弒其君”不就表明事件重点了吗？ 读了《左传》 的记录， 我们知道了诸儿的死法， 也就明白了他们身上具备了忠君死君的美德， 张扬、 标举他们的美德， 对《春秋》 而言， 和记录齐襄公被无知所杀同等要紧。
这几个“诸儿”， 对我们展现了春秋时期很特殊的一种人格典型， 重原则而轻生命的当下抉择……这种甚至称不上悲壮， 没有自我悲壮感，毋宁视之为理所当然的牺牲精神， 是春秋时期的特产。 一方面是原有的封建伦理规范深植人心， 另一方面又有巨大现实力量在破坏封建环境， 于是逼使那些坚持维系封建价值原则的人， 很容易要面对最极端、 最艰难的考验， 也就逼使他们几乎随时做好准备， 考验降临， 他们心中早有明确不疑的答案。
这种刚烈、 舍命奉原则的个性， 在往后的历史中， 虽偶有灵光闪现的例子， 然而整体看来， 从汉朝以下， 普遍地在中国社会消失了。 这是我们观察中国人集体性格时， 看到的一项关键的古今变化。
这里同时有一段丑闻和一段佳话， 丑闻是同样追随公子纠， 召忽按照封建惯例， 与君同死， 管仲却苟且偷生， 宁愿被抓回齐国去。 佳话则是鲍叔牙有识人之明， 又有容人之量， 竟然推荐前一刻还为敌的管仲， 让他担任比自己更高、 更重要的位子。
曹刿没有大夫的地位， 却如此看不起大夫， 这不是原来封建秩序的规矩。 还有， 他连大夫的地位都没有， 却主动去求见国君， 国君竟然也见了， 这也是破坏封建秩序的醒目现象。 我们在这里看到了春秋时期突破阶级壁垒、 以能力取才的新倾向。 只要对国家可能有帮助， 鲁庄公很乐意见根本没有卿大夫身份的曹刿； 同样地， 只要对国家可能有帮助， 齐桓公也很乐意重用原本属于敌对阵营的管仲。
封建秩序原来是一套人才秩序。 一个人的价值， 是由他的封建位阶所决定的。 但到了鲁庄公这个时期， 国君开始发现， 拘泥于封建秩序圈围起的人才范围中， 往往对国家不利。 不管是内斗争权、 抵御外侮或动员扩张， 都会需要原有架构不见得能提供的才能。 相应地， 原本架构外围的文士、 武士， 在新环境中就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新自信。
曹刿的态度是： 在战与和的选择间， 要有冷静的评估。 鲁庄公自己觉得有把握的前两项作战条件， 在曹刿看来， 并不牢靠。 反而鲁庄公排到第三名的条件， 曹刿才同意、 认可。 第三项条件和前两项差别在哪里？ 在“忠之属也”， 关系到国君自身忠于人民、 忠于职守， 所以有办法刺激人民对他效忠。 很明显， 曹刿的政治智慧强调“忠”是双方互动形成， 绝不是上对下单方面要求可以得到的。
西周初年， 周人克殷之后， 全面进行封建， 必须认真思考用什么方式才能有效统治人民， 建立政治秩序， 所以在那个时代， 出现了中国最早的政治哲学思考。 几百年后， 到了东周， 因应新的社会流动与政治不安， 原有的政治原则不再适用， 刺激出了新一波更加壮阔的政治哲学思考， 曹刿和鲁庄公的对话， 正是这波大思考开端时期的例证。
军队作战， 如果对方还没有摆好阵势， 这方就冲过去把人家打败了， 叫“败”； 双方都摆好阵势， 才能称“战”； 接战之后，一方的战阵被对方彻底瓦解了， 叫“败绩”； 打赢战役， 而且还抓到对方有地位的重要人士， 那是“克”； 如果设了埋伏让对方中计而得到胜利， 则称“取”。 还有， 若是周天子的军队战败了， 那就要记为“王师败绩于某”。
而《春秋》 会发展出这样一套区别性的文辞用法， 《左传》 会在鲁庄公十一年正式写下解释， 具有高度时代象征意义。 表示从这个时候起， 诸国间的战争愈来愈频繁， 而且战争采取的形态也愈来愈复杂。 另外， 无可避免、 无可否认的事实是： 周天子的军队没有了原本封建秩序中的权威高位， 不必然就能自上而下征伐， 更不必然一定会、 一定要打赢。 在这件事上， 封建秩序只剩下残影……
《春秋》 《左传》 在意“礼”， 但即便是《春秋》 《左传》 的记载中都看得出来， 在大环境变化下， 礼扭曲了， 很容易被拿来当作借口， 实质的决定性因素， 还是国力的大小强弱。
《史记·太史公自序》 中说： 《春秋》 之中， 弑君三十六， 亡国五十二， 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太史公的解释是：察其所以， 皆失其本已。 失掉了根本的封建秩序行为准绳。 而我们可以更进一步解释： 原有的封建结构， 使得各国之间彼此连动， 更恶化了动乱的范围与程度。
齐国内乱， 不会只是齐国自己的事。 公子小白奔莒， 莒就牵进来了； 公子纠奔鲁， 鲁就牵进来了。 甚至光只是小白路过谭， 谭竟然也就因此被灭国了。 谭子可不可以聪明些， 知道好好善待公子小白， 如此就能避祸呢？ 不见得。 他要是选择善待小白， 难道不会惹来公孙无知的报复？ 后来如果是公子纠而不是公子小白继承了齐国国君位子， 谭国不会因此而被公子纠报复吗？
小国根本没有太大的选择自由， 只能被时局摆弄。 灭掉小国后的大国变得更大， 也就有更强的动机侵夺其他小国， 同时大国与大国之间的缓冲也就愈来愈少， 彼此争斗只会愈形激烈。
宋闵公对鲁使者说的话， 传回鲁国， 以知礼著称的鲁大夫臧文仲评论说： “宋国将要繁盛发达了吧！ 夏禹和商汤遇到事情先怪罪自己， 于是夏和商就突然兴起了； 夏桀和商纣刚好相反， 遇到事情都怪别人， 于是夏和商也就突然灭亡了。 ”知礼的人也必定熟知历史， 所以他用历史的例子来作比拟， 同时也可以看出周人的基本价值观念认为做国君的要时时检讨自己的责任， 把过错推诿给别人， 动不动惩罚底下的人， 是亡国之君才会有的行为。
臧文仲另外指出一点： 遇到国家有凶事灾难， 国君要自贬、 谦抑地自称“孤”， 这是合于礼的做法。 宋闵公说话时表现出战战兢兢态度， 又能用合于礼的称呼， 这样很像样了！
……之后又有新的讯息传来， 说那些话是宋闵公的弟弟公子御说替他准备的文辞。 于是鲁国另外一位重要的大夫臧孙达就评论： 那么这个公子御说适合当国君啊！ 他有一颗同情、 怜悯人民苦难的心。
臧文仲和臧孙达的话， 都是预言。 《左传》 中记录了很多预言， 绝大部分都是准确的。 当然我们可以说， 那是因为撰写、整理《左传》 的人已经看到这些事情的结果， 很容易挑准确的讲， 忽略掉那些讲错了的。 但重点是， 借由这些说中了的预言，《左传》 试图影响、 说服读者， 人事自有其颠扑不破的规则， 什么样的因会生什么样的果， 什么样的发展会有什么样的迹象。这既是对于封建秩序的辩护， 同时也是一种严肃的政治理论与历史哲学信念。
另外， 臧孙达所说的， 反映了春秋的另一项新鲜关怀， 那就是什么样的人适合担任国君。 原来的封建制度中， 照理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谁当国君， 是由身份决定， 不牵涉到能力。 但春秋时代这种“弑君三十六， 亡国五十二， 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的环境， 却无可避免让人意识到： 对或不对的国君在位， 会带来截然不同的结果。 有的国会因此而坐大， 也有的国会因此陷入灾祸， 乃至带来灭亡。 于是关于统治能力的讨论， 如何制定统治能力的标准， 就成了这个时候愈来愈热门的新兴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