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封建秩序的黄昏》

摘录：

封建秩序同时是一套亲族秩序， 你的阿姨和舅舅吵架了， 你妈妈绝对不可能置身事外， 你外婆不会没事， 甚至连你爸爸都会被牵扯进去， 这就是最简单的亲族秩序功能。 借由亲族的网络来帮忙解决纷争。 基于这样的架构， 所以宋国发生弑君乱事， 其他国家就会介入来协助处理。

然而， 介入的方式， 有了重大变化。 由大国齐国召集， 指定相关的国家参加。 原本基于亲族系统来恢复秩序的形式， 现在变成了是由霸者来行使其权力。

表现得最清楚的， 就是“遂人不至”这件事。 原先的亲族关系中， 阿姨和舅舅吵架， 有人觉得从小最疼你舅舅的姨婆也应该一起来参加调停， 姨婆想想， 觉得她不能介入， 她不来也就不来了。 遂国的态度接近这样， 但是他们白目， 没有察觉局势已经改变了。 现在调停会议是有主席的， 不参加调停会议等于不给主席面子、 藐视主席， 甚至可以说： 会议用来伸张主席权威的作用， 甚至还高于调停争乱。

遂人挑战了齐国的权威， 让别人都看到有国家是齐国叫不动的。 在齐国眼中， 这件事非同小可， 尤其是齐国自己刚经历襄公之死的动乱， 格外敏感于主张、 卫护自己的大国地位。

齐灭了遂， 当然有杀鸡儆猴的意味。 而且， 齐国的做法是很粗暴的， 没有什么掩饰， 直接就“戍之”， 吞并下来作为国土的一部分， 连拥立一个傀儡国君的手续都省掉了。 这是齐桓公走向霸主的一步。

宋国原来陷入无君的混乱， 所以接受诸国介入调解， 但随后公子御说即位， 情况很快稳定下来了， 显然在他们的认知中， 恢复秩序之后的宋国， 当然有权决定自己国内的事务， 因而没有继续遵守执行北杏之会的结论。

但这样的做法， 挑战、 伤害了齐国的权威。 齐国召开的国际会议形成的决议， 如果可以轻易被宋国单方面推翻， 那以后谁还要来配合齐国， 谁还会把齐国说的话当一回事呢？

宋的背约和遂的不到， 都是挑战齐权威地位的， 齐选择以强硬态度施予惩罚。所以齐国就去借用周天子的名义， 要求周天子派兵参与伐宋行动。 “单伯会之”， 其实就只有单伯一个人来和三国联军会合， 但这样也就够了， 齐国要的本来就不是周天子的军队， 而是周天子以某种形式出面相挺， 就能用天子权威压过宋公。 迫于形势， 宋没有和天子之师兵戎相见， 投降求和。

这正就是后来霸者行使霸权的雏形。 霸者一定要维持相当的军事优势， 必要时诉诸武力压伏不从之国， 但名义上， 他们却还是尊重周天子， 实质上是以周天子的名义来遂行他们的独断意志， 可以说是一种融合封建秩序与强弱逻辑的妥协办法。

申繻的话， 反映了《左传》 和鲁国文化的基本立场。 在变动不安的时代， 人们会格外积极想要找寻可以用来预测未来、 提防灾祸的规律， 用反常的自然现象来对应、 比拟人事， 很容易流行。 但是申繻所代表的价值， 却极力反对如此的信念。 他们无法接受人脱开己身行为的责任， 将之视为外在神秘力量作祟， 坚持还是要拉回到人的行为因果关系上， 只要人按常理规范而行， 就不必担心被反常现象影响。 不是反常自然现象主宰人， 给人世带来相应的反常动乱； 而是刚好相反， 人的反常行为刺激、 引发了自然的怪诞妖孽现象。

这套思考模式， 后来进入儒家传统， 到了汉代， 就发展成灾异说， 大自然的灾异被视为由人事偏差引发， 或代表对于人事有所偏差的警告。 所以遇到灾异时的反应， 就是回头反省、 检讨， 尤其是反省、 检讨上位者， 做错、 做坏了什么事， 去找出该为灾异负责的人与行为。

针对郑厉公的指责， 原繁表达了他对于“忠”这件事的政治哲学思考。原繁说： 郑桓公时命令我的先祖负责管理宗庙内室， 再重要不过的一个职位。 国家有国君在祭祀社稷时担任主祭， 若是担负如此隆崇责任的人， 心中还有外人， 那是再严重不过的贰心不忠！ 他对郑厉公表明： 这样一个家族， 效忠的对象是社稷、 是国家， 而不是任何个人。 当子仪作为郑国社稷主人时， 如果我还心向着你， 帮你说话、 跟你通风报信， 那我怎么对得起自己大夫家的职责呢？

原繁的忠， 首先是忠于社稷， 其次才是忠于掌管社稷的人。

子仪在位已经十四年（意思是他是不折不扣的国君） ， 那么用计谋让你入都成为君的那个人（指傅瑕） ， 岂不就是背叛国君有贰心的贰臣吗？ 你父亲郑庄公的儿子， 还有八个人活着， 如果都用承诺未来给予更高的爵位成功地鼓励人臣背叛， 那你又要如何自处呢？ 原繁要告诉厉公的是： 你利用了傅瑕的贰心得以即位， 即位之后再以官爵行赂来要求大家对你忠心不二， 这种逻辑是前后矛盾的。 我不过就是谨守作为大夫的本位， 你却要来怪罪我， 这也是不对的。

关键在于： 尽管子仪当了十四年的国君， 但复位后的郑厉公不承认。 所以他不给子仪谥号， 所以他不认为原繁对子仪的效忠是应该的。 这里有着效忠对象的冲突： 原繁效忠国君的名分和位子， 郑厉公却坚持臣子应该效忠他个人。 他当过国君， 等到他被赶出去时， 这些人转而支持子仪， 在他看来就是背叛， 就是贰心； 但从原繁的角度看， 却是虽然国君换了人， 大夫对于国君位分与权力的效忠， 没有改变。 而原繁也就信守自己所说的原则， 既然厉公重新即位成为国君， 他所说的话就是大夫应该遵从的命令。 既然厉公表示了对他的强烈不满， 他就领命自杀了。

作恶会有传染性， 会带来自己无法控制的连锁反应。 在草原上放了火， 火一下子延烧出去， 终究会将放火的人都吞噬了。 蔡哀侯觊觎息妫的美色， 对人家不礼貌， 竟然就引发了一连串的变化， 弄到自己被俘虏， 又使得息国被灭亡， 最后连蔡国也被楚国强占了。

这反映了不能对小恶掉以轻心， 必须防微杜渐的道德原则； 另一方面整件事也充分显示了春秋时代的无常威胁， 一个美女， 一个不礼貌的举措， 结果竟然燎原成为涉及三国关系的大事， 让两个国家莫名其妙失去了独立自主， 想想， 活在如此环境里还真是令人紧张、 困惑啊！

第二次会于鄄， 不再有周天子代表参加， 更重要的是， 没有特殊要处理的议题。 所以这次高峰会等于纯粹在显示齐桓公的威望， 他一声号召， 大家就都来了。 借由这种国君联盟的新形势， 齐国对所有国家表示： 作为这个联盟的召集人， 我随时可以动员这么多国家的势力来处理问题， 你们最好不要任意忽视我的意见与立场。 如此而建立了一种新的霸主政治。

第一次鄄之会， 还在旧封建规矩下， 由周天子的代表主持， 所以各国国君出席。 按照这套旧规矩， 如果是诸侯国君出面，是叫不来地位和他平等的他国国君的， 只能请他国国君派大夫参加。 第二次鄄之会， 打破了这样的惯例， 齐桓公取得了高于他国国君的特殊地位， 可以指挥他国国君来盟会， 原本平行的诸侯之上， 现在多了一个霸主的新角色、 新层级。

齐桓公凭什么取得这样的权力？ 第一项条件， 当然是凭借齐国强大的武力。

第二项重要条件， 是我们光读短短几年的《左传》 记录就一定能感受的——各国的内乱纷争愈来愈频密， 也愈来愈严重， 而且在动乱上， 国内与国外或国际的界线愈来愈模糊， 任何一国的兄弟父子之争或大夫专擅僭越， 都会透过封建亲族关系蔓延影响其他国家。

这很像19世纪末20世纪初，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欧洲局势。 几个家族， 哈布斯堡、 霍亨索伦、 罗曼诺夫……互相联姻互相牵制， 彼此签订了秘密外交协定， 结果搞到任何一个国家出问题时， 立刻就经由复杂的联盟协定扩散出去， 一发不可收拾。 于是发生在奥匈帝国的一桩偶然事件， 竟然就燎原成为把全欧洲卷进去， 甚至延烧到欧洲之外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了。

这个时期的东周局势， 也是国与国之间有着各式各样公开或隐密的盟约， 随时可能爆发成为武力冲突， 周天子完全无法对这些国有任何节制， 弄得每个国其实都处于紧张焦虑中， 到达一个程度， 它们也就有了动机拥立一位霸主， 让这位霸主来维持秩序。 霸主需要有强大武力， 但霸主的存在绝对不是用武力来压迫诸国的， 而是借由武力给诸国一种相对和平的保障。

第三项条件， 则多少是历史时机上的偶然， 这段时间产生较严重乱事的地方， 都和齐国有着地缘或宗族上的关联。

霸主的运作， 靠的就是这种高峰盟会。 遇有乱事， 霸主就召集相关国君相会， 在会上大家对解决问题形成共识， 相盟承诺， 得到这些国君背书支持， 盟约方案也就很容易实现了。

霸主其实没有听起来那么“霸”， 毋宁更接近一种集体领导的机制。 齐桓公是第一位国君联席会议的主席。 在他之后， 而有宋襄公、 晋文公陆续接下霸主的角色， 他们的所作所为， 都记录在《左传》 后面的内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