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现在不开始,就永远不会开始。

《经典里的中国》(杨照)笔记(36)

《荀子:儒学主流的真正塑造者》


摘录:


荀子的中心意识,和孔、孟大不相同的,他主张礼是人为的,不是出于自然、共通天性。

依照荀子的看法,圣人创造的礼,非但不是从一般人的天性而来,反而是为了对治、矫正一般人的天性才设计的。礼是违背一般人的天性的,因为一般人的天性,在没有受到礼的约束、训练情况下,是恶的,只有违背、限制这份性恶,才有可能创建好的、有秩序的、礼的环境。礼是圣人造出来的,一般人则是透过学而变得有礼,接近圣人,成为合格的社会成员。

孟子的思想中,礼和法分属两个不同层次的范畴,礼是源自人性的根本道理,法却是不得已才设计采用的额外、补助手段。相对地,在荀子思想中,礼和法就没有这样的绝然差别。礼和法同样都是人为设计的外来秩序,与人的内在本性无关。礼是用教的,是学来的;法则是用逼迫的,出于避免惩罚而遵从的。换句话说,礼和法的区分,不是本质性的,而是程度上的。礼管辖范围广些,相对强制性没那么强;法范围较窄,相对强制性比较强。

礼和法成了连续性的,最严格的礼,就进入了法的领域;最宽松的法,也就和礼的范围重叠了。两者之间没有一条明确的界线。

由学的过程中,内化了规矩,以至于不再意识到规矩条文,那就是礼;没有彻底内化,而让我们感觉到应该遵守,若不遵守就会受到有形或无形惩罚压力的,那就是法。

孟子思想带有高度的理想主义色彩……孟子看重个人自我觉醒、自我意志,相对不那么喜欢外来的强迫力量。


孟子这种强调个人内在自主觉醒力量的看法,在中国传统中,从来都不曾真正是主流。

许多被视为中国文化的长处,语言文字上归于孔孟,实际上功劳应该追溯到荀子才对。同样的,许多中国文化中被强烈批判攻击的缺点,语言文字上也习惯怪罪于孔孟,其实往往孔孟是替荀子背了黑锅的。

明明来自荀子的思想、学说,为什么后来都不提荀子的名字呢?一个重要的理由,历史上的理由,是:荀子去除了礼和法之间的绝然划分,同时也就去除了原本儒家和法家之间最清楚的区别。孔子、孟子的思想绝对不可能和法家有所混同。荀子的性恶论实质上将礼往法的方向推了一大步,也就使自己的立场朝向当时日益壮大的法家靠近了一大步。

荀子教出了一个有名的学生,就是后来在秦始皇统一六国时发挥极大作用的李斯。荀子思想强烈影响了一位同时代的论著者,那是韩非。李斯、韩非都不是儒家,都和儒家沾不上一点关系,他们都是不折不扣的法家。从秦王政到秦始皇,从秦国到秦朝,荀子的声望、地位一直很高。但也因为如此,到了秦灭亡之后,荀子的声望、地位也就随着秦及法家,快速崩落。

汉朝以降,虽然荀子思想的影响极大极深,却因为和法家的历史纠缠,使得他无法在儒家传统中得到太多的肯定。


“分”是荀子思想中的关键概念。“分”指的是人应有的身份与相称的行为,人人都了解自己的“分”,守住“分”,不逾越不违背,那么社会当然就有了可长可久的秩序,国家也就很容易可以治理了。

虽然荀子的学说,后来和法家极为接近,但他看待“法”的态度,仍然有其儒家本位。法不是人为主观想要怎么定就怎么定,荀子一方面反对法来自主观、任意的权力,来自国君的意志;另一方面也反对法是将既有的社会风习成文化。法应该来自更高智慧所发现、发明的一套指导原则,合乎这套指导原则,给予每个人适当的“分”,让他们依照“分”来行为、来过日子。


荀子反对雄辩,将雄辩视为那个时代的一个应该革除掉的毛病。(将其立场说得好像很有道理,足以欺骗迷惑无知的百姓。)

荀子指摘子思、孟子犯了“诉诸历史权威”的谬误,把自己的话说成是孔子说的,堵住别人的质疑,借此就不需将道理真正弄清楚搞明白,而且借此在学说中填塞了许多杂乱、不纯粹的内容。由这段话,我们也看出了在荀子的认知中,子思、孟子这派的核心理念是仁、义、礼、智、信,而他们的理论有许多深奥隐晦之处,他们的风格是“材剧志大,闻见杂博”的。相较下,荀子的传承来自冉雍(子弓)这一派,他们的学说比较直白,没有那么多“幽隐”、“闭约”,而且表达的风格也比较谨慎收敛。

要能“总”、能“齐”、能“壹”,这是荀子的基本价值。关于治国的办法,应该有统合的原理;关于人民的言行,应该强调整齐划一;关于社会秩序,应该形成固定、不变的身份类别。将天下有能力的人都集合起来,让他们学习远古先王的事迹,教他们绝对不能违背的终极真理(“至顺”)。

荀子不信任错杂、纷纭的现象,更不信任放随个人发挥英杰个性。错杂、纷纭的必须被有效地分门别类,然后从严谨的类别划分中归纳出统一的原理原则来。而且对他来说,大古、先王最大的意义、最大的贡献,就是以超越的智慧,早早就发现、发明了统一的原理原则,可以帮助我们克服错杂、纷纭带来的混乱、困扰。


相信对的、值得相信的,是信仰;还有,质疑不可信的,也是信仰。推尊有能力的人,是仁德;贬抑不好、不对的人,也是仁德。说适当的话,是智慧;在适当的时候保持沉默,也是智慧。

话说得很多,每句话都合乎“分”,那是圣人;话说得不多,但每句都合乎准则,那是君子;话很多,不合准则,耽溺于为说话而说话,就算说得天花乱坠、头头是道,那毕竟还是小人。

能够得天下人心的方式应该是这样:有很高的地位,却不以地位欺凌、鄙视别人;聪明有智慧,却不拿聪明智慧来穷诘别人,让人说不出话来;应对迅捷灵敏,却不用这份能力来炫耀压过别人;性格坚韧、体魄武勇,却不用这样的能力伤害别人。对自己身上的优点,有所低调节制。

大原则是谦让,具体的方式则是按照自己的位分行事。居于什么样的地位、是什么样的角色,就依照那个地位、角色的适宜行为和别人互动。

依照“兼服天下”的方法做了,都做到了,如果天下之间还有人不服,那就不是你的问题,是“妖怪狡猾之人”的问题,应该动用刑罚强制他们就范。

君子可以自我控制、自我修养,使自己拥有值得被人尊重的高贵特质,但没有办法保证、更没有办法强迫人家一定要尊重他。他可以自我修养到值得信赖,却没有办法保证、更没有办法强迫人家一定要信任他。它可以自我修养到能够发挥作用,却没有办法保证、更没有办法强迫人家一定要重用他。

所以外界的赞美对他不构成诱惑,外界的批评诋毁也不会让他担忧害怕。他是个内在自足的人,依照自己相信的正确原则行事,严格要求自己,不受外在因素影响而倾斜偏离正道。这样才是“诚君子”,真正由内修养的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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