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儒学主流的真正塑造者》

摘录：

荀子的目的，对外让儒家成为诸子言论竞争中最值得信赖、采纳的主张，对内让自己所继承的子弓这支凌驾其他派别，成为儒家的唯一代表。

孔子的理想，是恢复周代封建成立之初的秩序。所以他的信念和西周贵族教育很接近。不过孔子将这套贵族教育普及化，扩张成人格与品德的基本养成，又将这套贵族教育的外在仪式（礼）予以内在化，强调人的自我精神觉醒与修养锻炼。

因而，从教育内容、运用的材料上看，儒家没有自己新创的东西，孔子的态度是“述而不作”……但是在解释、看待这些共同遗产时，尤其彰显其内在原则、根本道理上，从孔子以降，儒家却有一种和传统王官学很不一样的立场与态度。

儒家因而具备了特殊的双面性格。从一个方向看，儒家是新版的王官学，是传统已有内容的转化；换另一个方向看，儒家又是因应东周新环境、新困扰而产生的诸子学中最早的一家。

王官学和诸子学，前后两种不同的知识潮流，在儒家身上奇妙地统合了，在儒家身上，王官学和诸子学没有截然的界限，而是一体两面。

不过随着时序由春秋递移到战国，周封建结构进一步陵夷没落，传统周文化愈来愈不受重视，儒家原有的双重性格也就不得不随之位移。继承王官学的部分愈来愈淡薄，相对地，与其他雨后春笋般冒出的学说并立的诸子学部分，愈来愈浓厚。

……我们却也看到儒家具备了足够的弹性，能够适时和旧传统拉开距离，才能存在发展几百年，没有跟着旧传统被扫进历史的垃圾桶里。

《儒效》的篇名就指向回应一个关键问题：儒家有什么用？这是在战国环境下，儒家特别需要着墨回答的大问题。

儒家却是继承、延续王官学传统的，难免给人一种老式、保守、与现实脱节的印象，如果不能说服时人，儒家观念不只是继承传统，而有能够有效回应现实问题的功能，儒家很容易就被边缘化，甚至被淘汰抛弃了。

依照儒家的历史观念，文王的贡献在以小事大，凭借人格与智慧让周人得以壮大。武王的功业在于成功地“翦商”、伐纣。但真正建立起周之所以为周的制度与文化，那是在周公手上才得以完成的。

儒者的第一项特征，是“法先王”，信仰、标榜、学习模仿古远的圣君，也就是有一个传统在他背后，不是只看现实的功利道理。儒者的第二项特征，是以礼义为核心价值，将礼义看得最重要。 儒者还有第三项特征：谨慎地扮演臣子的角色，将荣耀、尊贵归于君王。

儒者在朝为政，可以让政治变好；在乡里居住，也可以让乡里的风俗变好。这就是儒者处于下位的情况。

居于高位的儒者，有着明确坚定的意志，他的朝廷礼节井然，他的官府行事都合乎规章制度，因而人民都表现出忠、信、爱（慈爱亲人）、利（照顾他人）的美德。

在上位的儒者自身极度忠于原则，也就取得了人民极度的安心信任。

一个儒者在位当国君，他不会只是作为统治者，还一定具备老师的身份，把人民教好变好。

儒、儒家，在孔子的时代，指的是一群受过特殊王官学训练的士，懂得礼，懂得为政之道，可以来辅佐国君或大夫。显然到了荀子时，儒的意思有了很大的改变。他把周公都视为大儒，而且跟秦昭王讨论儒者在位当国君会有什么样的作用。有地位、有权力，可以用对的方式来运用权力解决危机、造福人民，这样的人在孔子的概念中，不是儒，而是圣。

到这个时候，儒变成了一种特殊态度的称号，和原本的士的身份脱离开来，国君也可以变成儒者，儒者也可以担任国君。

……战国时代社会流动的范围、程度，远远超过了春秋时代。身份的考量与拘束，此时也大幅地放松了。

儒家进一步成为诸子学中的一家，和原先的王官学传统愈离愈远。作为一种态度、主张，儒家和法家已经没有什么根本的差别了。国君可以接受法家学说，成为一个法家君王，在荀子的概念里，国君当然也可以接受儒家主张，作一个儒家君王，用这种方式，来争取国君对于儒家的接纳与支持。 评量、选择和分配的艺术 接下来这一段很重要。

先王建立的原则，是仁的最高表现，而行仁的关键，则是依循着“中”来做。“中”字在古文中一直都有双重意义：一个是中间，不在两端，取得平均、平衡的位置；另一个则是“命中”，准确地找到最适当的方法。

孟子习惯说仁义，荀子则习惯说礼义，两个词反映出两人的基本差异。“义者谊也”，指的是正确的行为。孟子的义，源自人内在的自然感情，从人伦感情推演出义的判断。荀子的义，则来自已有的礼仪规范，弄清楚自己的“分”，然后依照身份与位子相应的礼行事，才是义。

君子不是，也不需要是全知全能的。并不是什么都会什么都知道的，才能居于上位行使权力，君子是一种专业，有所专长。

荀子明确列出了儒者的核心能力，来显现：儒者当然有用！比较排列人的品德高下，按照能力分配官位职守，让品德高些低些、能力高些低些的人都能得到适当的位子，万物都按照其本性适当地发展，事情变化都能有恰切的应对，这是儒者最擅长的。

只说有道理依据的话，只做符合需求的事，这是君子、儒者，最擅长的。

儒者的本事，在于选择，在于衡量后准确地选择。